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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黑暗中的光是心中酿成的酒访艺术家王焕青

2018-08-09 06:36:18

那黑暗中的光,是心中酿成的酒访艺术家王焕青衡水晚报 韩雪

那黑暗中的光,是心中酿成的酒访艺术家王焕青

那黑暗中的光,是心中酿成的酒访艺术家王焕青

王焕青是米羊画室的另一位成员。这些年,他的经历和艺术创作线索众多,呈多元化态势。打开他的画册,厚重的暗色扑面而来,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张色彩明艳,创作于早期他在衡水生活的那段时间。离开多年,他现在是一种怎样的状态?30年前的记忆,在他心目中又是一幕怎样的场景呢?

如果一定要我在没什么用的工种里挑一个,我应该算是个艺术家,王焕青这样定义着自己。资料显示,他画油画,做装置,拍电视剧,当制片人,导演话剧,编写剧本,搞艺术评论,创作歌词,做文化项目、策展,教书,策划图书、设计版面王焕青科班出身(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),但青少年时期因为时代的原因没能系统接受学校教育,阅读和成长基本上靠自学,就像一个被放逐到荒野的孩子,不得不独自四处寻觅野果和猎物。或许,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很多人都无法回避的命运吧。漂泊、乡愁与成长

1958年,王焕青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农村。后来随当工人的父亲来到千里之外的得耳布尔林业局。这是在大兴安岭开发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政企合一的城镇,靠近中苏边境线。那是上世纪60年代,在王焕青的记忆里,依然保留着坐在牛车上被妈妈抱在怀中与故乡告别的乡愁。

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跟台湾的眷村文化类似没有原住民。那个林业局有点像现在的开发区,直属林业部。所有商业、医院、学校、幼儿园甚至墓地都是按图纸兴建,一切都是新的。居民来自全国各地,文化背景都不一样。我家住的房子是苏式的,中间一个宽走廊。邻居有大连的、北京的,还有的来自吉林、四川由于大家都是异乡人,彼此之间就特别重情义。得耳布尔只有一条铁路,一切生活用品都从外地运来。

王焕青小学和初中就读于得耳布尔林业局子弟学校。学校设施很好,就是不怎么上课。他上二年级的时候冷冻离心机
,文革开始了。经常停课,阅读就成了很好的消遣。那会儿小孩们很少有文化娱乐。一年看不了几次电影,看也是重复的内容。所以看书是那个时代小孩们重要的文化娱乐形式。

王焕青看的主要是小说。新中国出的到七十年代那些小说,我15岁之前几乎全读过。《红岩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青春之歌》之类,后来看现代文学史上的书目,发现不仅是经典作品,一些边边角角的冷门书我都读过。段秀苍曾说,王焕青的阅读是照相式的,速度非常快,一晚上能读完一本书,还把内容讲得头头是道,绝不是囫囵吞枣。少年时,王焕青的阅读还有点饥不择食。

王焕青说,虽然学校总停课,但还是遇到了一些好老师。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后来是湘潭大学的校长,政治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的他们都是支边过去的大学生。

之所以来衡水,是因为我爸爸的一个好朋友是衡水人,他先回到了衡水,然后动员我父亲离开林区那会儿林区铁路经常中断,社会秩序也不好。这样,1973年的时候,全家就成了衡水人。来到衡水,王焕青先是在新华路中学读初中,1974年到衡水中学读高中。后来我经常跟朋友们吹,我出身名校!当我说出衡水中学的时候,他们都承认那是中国棒的学校之一,对我刮目相看。于是我得赶紧解释,告诉他们,我上学那会儿是衡中的低谷时期,而且我也不是好学生。

不过,那时候,衡中有个特别好的图书馆,是一个独栋的建筑。虽然不大,但里面有文革前各种各样的书刊。这对喜欢拿看书当消遣的孩子来说,实在是有福了。

1976年,王焕青从衡中毕业,插队落户到侯店。现在回想,那段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。原先虽然是工人的孩子,但因为是孩子,并没有真正进入到活生生的底层生活的内部。现在好了,你得每天一身土一身汗地改造自己。

在王焕青的记忆中,上世纪70年代的衡水,是个充满诗意的小镇。

1977年恢复高考,王焕青考入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。之前,他16岁开始就在衡中跟周传易老师学习绘画。考学之前我就认识段秀苍,他那会儿当兵,也是周老师的学生。他已经画得很好了,在河北省军区创作组,有一段时间还被借调到《河北》做美术。偶尔遇见他,都禁不住肃然起敬。我好像有一段时间还要管他叫叔叔,因为早见到他,周老师介绍说,这是小段叔叔,解放军。后来接触多了,我费了很多时间才把他这个叔叔给废了,做了他的哥们儿。由于周老师的缘故,我还认识了贡振宝、王学明、王金生、张德伦、王习三等老师,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帮助。

我为什么选择油画?那会儿社会风气不是崇洋媚外嘛,都认为西方的就是好的,而且我也确实喜欢油画的表现方式。王焕青上大学时,河北师范学院还在宣化。他毕业之后,师院迁到石家庄,后来与河北师范大学合并。母校的消失,让王焕青有些伤感,带女儿寻访校园旧址时,他写下这样的诗句:荒草接替你我,忠诚地生长,因为没有根,我们只好浪迹天涯米羊画室的三个小土匪

1982年,王焕青分到衡水地区文化局的摄影美术工作室,半年后群艺馆建成,他转到群艺馆工作。当时,衡水画画的年轻人不多,画油画的极少。小段在画家当中算年轻的,我还得管他叫叔叔你想,周围都是前一代人,他们有自己特定的文化氛围,我很难融到里边儿去。

我和乔晓光搞到一起一定有某种必然性。衡水就那么大个地方,就那么几个画画的,他是 师大七八级的,分到铁路中学教书,离群艺馆不到一公里。他是邢台人,在衡水人生地不熟,我们俩相遇,就像两个在荒野里一直找不到同类的动物碰到一块儿了,立刻就如胶似漆。我一直觉得那是我青年时代特别值得珍重的友谊。

乔晓光身上诗人的气质特别浓,一旦喜欢什么就会特别投入。本来他是学国画的,但是好像没学出什么快乐。那时候他常给报纸、杂志投稿,画一些题头尾花等装饰作品。有一回他到群艺馆我那儿玩,我正好收了一个陕西富县文化馆寄来的邮件,是张林召的剪纸集。我们一看就晕了。他完全被迷住了,然后就开始做剪纸。

当然,(我们)是好朋友嘛,相互看画,做对方的老师,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对方,也毫不保留地赞赏。他想画油画,我就帮他弄框子绷布刷底子;我刻剪纸,他就会告诉我选什么样的手术刀。

王焕青在群艺馆的一项日常工作是收集整理民间美术,但他对此只是好奇。我们到武强去,就会搜集一大堆木版年画,堆到办公室里。后来因为对西方的现代主义感兴趣,比如野兽派马蒂斯那种平面平涂兰州电线电缆
,用激烈的对比颜色来画画那些东西照亮了我。回过头一看,我喜欢的与身边这些民间美术是可以融合的,然后我就把两者结合到一起画了好多画。这不仅是创作风格、样式的改变,而是自己整个的美学都改变了。

段秀苍毕竟年龄和我们比较接近,很快和我们成了一头儿的。三个臭皮匠,互相激励相互影响,逐渐形成了学术的小圈子。

关于当年投稿的事情,王焕青的描述是这样的。那时的《农民文学》美编段秀苍手里握有权力,杂志需要封面、插图,会有几块钱的稿费,王焕青和乔晓光就去争取、瓜分,之后去买书或者喝酒。其实那是季刊,出得并不多。乔晓光画得特别认真,段秀苍也很挑剔,经常会数易其稿,王焕青看着都很着急,直说段秀苍你太过分了。这种过程几乎会发展成一个小闹剧。现在看来,他们之间更像一种顽童般的游戏。

三人当中,王焕青和乔晓光年龄身份接近,都是外地人。虽然我在衡水生活多年,但是没有融入感,和小段在一起就特别开心。他想让我们巴结他,给我们发东西,在那嘚瑟,然后我们就欺负着他,抢他的东西。其实真在乎那几块钱吗?我们毕业工资是56块,当时不算太少了通风柜厂家
。我们是喜欢这种气氛,他握着那么小的资源,就像手里拿一把糖,他是一会儿给你一个糖豆儿,我们是恨不得全抢过来。

在八十年代,整个中国都生机勃勃。年轻人都在积极思考,大量地阅读,广泛地接触,大家都想有所作为,况且时代也提供了这种条件。你不可能再像前一代人那样安静、从容地自得其乐。

我们的目标是参加国内的美术展览。但是那时候画展特别少,一年也不见得有一个。在1985年,有个首届中国体育美展,我画了《乡间擂台》,得了二等奖。这是一个刺激,意味着在国内美术圈子里被认可。当时国内权威性专业刊物《美术》刊登了这幅作品,很大的一个彩页。能在这样的杂志上露面,对当时的画家来说算是不小的荣誉。那时候这个刊物全国画画的都会看,在上面发表作品,多少都意味着一夜成名。

王焕青去拜访河北画院的油画家费正。费正建议他做展览,并介绍他去找当时河北美协主席王怀麒先生。他们那时候对年轻人特别支持,觉得你有想法有干劲。王怀麒老师说没问题,河北美协为你做一个个人展览。

为像我这个年龄的青年做展览,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,让我很兴奋。回来就跟乔晓光说,他觉得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我建议小段我们仨一起做个展览。我一直喜欢志同道合的人合伙做事,觉得这比一个人做更有意义。当时他们手头上都没有多少现成的作品,于是分头赶了半年多,大大小小准备了将近100件。

我想说这件事的有趣之处。我如果狭隘一点儿,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个人展览的话,你今天就不会来采访我。那时候虽然不太清楚,但总体来说,全国一些地方已经有了青年艺术家集群,刚毕业的画画的人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:旧的系统不能马上融入进去,单干又没什么大意思,就变成一团一伙的。我们的合作恰逢其时。就像各地都在暴动,我们就是三个小土匪,但三人成众,反倒合上了时代总体的拍节。所以,当时的《中国美术报》《江苏画刊》以及后来写美术史的人,会把我们当作一个个案。

我们之所以显得另类,让一些人大惊小怪,一个是人少,一个是地域特殊。很多人不知道衡水在哪儿,意思是这么偏僻的地方,居然也有人闹出动静。我觉得这说明他们的文化态度成问题。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方。你上的学和我上的大同小异,你画的石膏我也画过,你看的那本外国人的书甚至和我看的都是同一个版本,你的困难是我的困难,你想的问题也是我想的。极端地说,你的肤浅平庸和我的都没有太大区别。所以,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不过是在应该觉醒和奋进的那个年龄段,正好没睡着,和这个时代的动势比较合拍,做了应该做的事情。

和国内其他地方的人比,我们做的事甚至更有意义。因为我们从民间美术中和现代主义之间找到了连接关系。我们是有美学逻辑的,不是同时期很多人那种简单直接的模仿。

米羊画室新作展之后,80年代末90年代初,王焕青曾和段秀苍合作,画了好多连环画。他速度惊人,一天能画好几十张。但他说,小段画得好,我画得不好。因为好需要花精力,需要有才华。那(连环画)是一门很好的学问,跟电影创作一样,需要深入生活、搜集素材,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。我画连环画就是为了挣点稿费,不像小段,他是把它当作品去创作。他做事认真、专注。

我1987年调到了师院,乔晓光去美院读研,所谓米羊画室也就不复存在。我们按各自的目标、方向和价值观去构建自己的生活,经历应该说还算丰富,但在衡水的日子,尤其值得回味。《切格瓦拉》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及其他

1991年王焕青到中央美院进修,之后十来年的时间停薪留职做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王焕青也曾是我们的同行,而且走得更加高远他做过一些电视访谈,采访过马三立、陆克文、鸠山由纪夫拍摄过关于袁隆平、腾格尔、三峡工程移民等专题的纪录片,制作电视剧《边区故事》,导演先锋话剧《切格瓦拉》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等等。做这些事情,就需要提到两个人,杜禹和黄纪苏。

杜禹和我一般大,是国内特别有能力的制片人,《我爱我家》就是他制作的。他也发行影视剧、动画片,是电视发行商,拍《焦点访谈》和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。我曾经在他那里兼职,做各种文化项目,也有广告宣传策划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那些事情对我影响很大,是很好的锻炼。他的朋友圈子很杂,姜文葛优宋丹丹英达从艺人到商人,包括国际合作。策划、考察、商务谈判杜禹给我提供一个画室,我在做这些杂事的时候,随时随地可以画画。

2000年上演的先锋话剧《切格瓦拉》,早王焕青是导演,后来由于其他原因退出了,只是成为主创之一。这部话剧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全程跟拍,收入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的语文课外辅助教材。这个剧本的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的黄纪苏。

纪苏是国内知识界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。作为剧作家来说,他在我心目中是的,几乎没有人可以接近他。王焕青说,孟京辉的戏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》就是黄纪苏写的。在西方,格瓦拉已经被时尚化了。黄纪苏是把他当作一个革命符号来写,阐释这个符号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是怎样的。《切格瓦拉》是一个社会史诗剧。这个戏的上演成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,传播率特别高,引起很大反响。后来,他们合作的社会政治剧《我们走在大路上近30年的社会心理史》成为2006年三联书店评选的十大文化事件之一。

2004年王焕青调到北京服装学院,回到一个半职业画家的状态。1998年,他就已经定居在北京了。现在,王焕青在美术创作之余,是一系列文化学术类刊物的策划、出版人或艺术总监,主持出版《文艺热点与前沿》《艺术手册》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等文艺理论刊物。艺术总监不是挂名,而是从整体结构到体例、到视觉包装都要亲力亲为。这些不是商业活动,不挣钱,但是有意思。

谈到自己的艺术观,王焕青说,我们活这么大岁数,经历的事情很多,但只有那些触动心灵的东西才能被记住。这就像蒸馏一堆谷物,得到的酒是极其有限的。这是升华的过程。留在记忆中的,都是你生活的精粹。你的生活不能直接转化成艺术作品,还需要提炼和升华,就像酿酒。

绘画的难度在于,你要把经历过的无数时间浓缩成那么短暂的一瞬。你要在大量的生活里提取极少的精华,就像用一吨小麦酿出这么一点儿酒。

王焕青定义自己是个艺术家。他认为,表达很重要,表达的内容更重要。表达方式可以多种多样,某些想法,可能适合做成装置,可能适合做成电影,也可能是一本书,一个刊物,表达方式可以灵活选择,我不喜欢被工具所困。并不是所有的想法都适宜绘画来表现,那就换一种媒介。

向着遥远的方向散步

问及有没有打算把米羊画室拍成一部纪录片,王焕青的回答是否定的。我没有那么不自信,20多岁做了一件事,50多岁还沾沾自喜,把它看成是人生的高点,不会,那就是青年时代做了青年人该做的事。我承认它值得纪念,仅此而已。我是持续地、按照自己的逻辑,向遥远的目标散步似的靠近。我去年和几位朋友做展览,起名叫登山者。散步还是登山,其实都是比喻。

在王焕青看来,散步的形式有可能更好。其实我说的散步也没这么轻松,是有巨大难度的。康德的好多思想就是在散步当中产生。心灵活动不见得一定要让身体提供相匹配的形式。坐在这儿发呆,看着无所事事,脑子里有可能波澜壮阔。这就是精神生活的特征。画画不是你必须光着膀子一张一张地画,有可能是坐在这儿不断地发呆,一年都不动笔。

76岁的尚扬是王焕青的好朋友,也是他心目中这个时代的画家。我们俩没事的时候在一起喝酒聊天。他经常说,半年又没画画了。其实他每年都会有新作品,每年都在发生变化、都在深化。这样的人就是我的榜样。

我有十年的时间没好好画画,但是从没远离美术,而是在其他一些活动中获取了另外的经验。因为艺术创作经常会缺氧就是你的知识储备、能力、天赋,枯竭了,很难进步。那就不如去干别的,放松自己,去吸收别的养分,补充动力。尚扬每年都得停下来,但他永远在攀登。这多牛啊!他是我喜欢的那种有很高精神生活水准的人。

我肯定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,而且目标也特别坚定、明确。在艺术上遇到问题,就要把它解决掉。但是艺术中的问题是解决不完的,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,才有可能看到下一个问题。一重境界一重难度,一重境界一重美。美术的美需要一代代人来建设,对于创作者来说,没资格坐享其成。

关于近年来画作厚重的色调,王焕青是这样说的,很多人觉得我的画很压抑,但我自己认为恰恰相反。颜色和人的关系很神妙,并不是黑色就压抑,白就明亮。不是这样,色彩有自己的生命和发生发展的逻辑。目前这个阶段,我的兴趣在于:在黑里面,让形与色从零开始,我一步一步去识别它,认识它。泛滥地使用颜色是我以前的习惯,我觉得这是个值得质疑的问题。绘画从零开始,表示探讨任何一种元素,比如说色,比如说光,比如说形,我们不能装作胸有成竹,应该从无知无识的状态去摸索它,然后来构成图像。我觉得,对任事情都应该从基本点去探讨。

不光是压抑,我们在王焕青的画里还能读到痛苦与悲伤。如果要从社会学角度概括自己的作品,我想表达的,是我个人的存在感。这个存在感和历史有关,和具体的生活有关,和我作为人的生命状态有关。这个世界是很明朗的吗?那明朗的后面是什么?我用这样的态度呈现了忧虑。放心这个词谁都会说,但这个世界真的让你放心吗?诸如此类,都和我的作品有内在的关联。不是简单的悲观或者黑暗。这里面也包含了某种壮怀激烈,包含了解放的那种欲望。

我知道今天中国美术的缺陷是什么,缺的是那种饱满的、内在的、有力度的精神性。我想通过微光,通过有限的形,通过个人化的表达呈现它,我的作品不取悦任何人,如果有谁偶尔被打动,它就是秘密的力量,冷不防给人一种击中感。以前我曾经写过那么一句自吹自擂的话:假如有谁被这些作品打动,那一定是孤独和孤独撞在一起了。

我当然也卖画,有自己固定的收藏家,要不怎么活下去呢?当然我不是商业画家,不投人所好。我用绘画探索自己,也探索社会。我不见得能做得好,但不偏离目标。经常画得很失败,但是没关系,继续。这是我心目中好的艺术家的特征。

王焕青并没有远离公众的视线。中国油画学会、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在场第二届中国油画双年展(2014),他是策展人。在意第三届中国油画双年展(2016),王焕青展示的是自己的油画作品。衡水,衡水

人是高级动物,却总是渴望像植物一样有个根系来抓住脚下坚实的土壤。飞速向前的社会变革和无法挽留的岁月让这种想法变得和不现实,精神上的流离失所让很多人惶恐不安。王焕青在自述《发疯的咸鱼纪念那些远去的和近在身边的》中,有这样的文字:我是个不断失去故乡的人,是个不断失去亲情和友情没有归属感的人每一次迁移,都是情感的割裂。和从前的难以为继,和眼前的不知如何开始。在任何地方我总是外地人、局外人。

在王焕青的心目中,衡水是第二故乡。在我的记忆里就是诗。我的少年、青年时期都在那里度过,那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时光。

我15岁才去衡水,那时衡水是个一贫如洗的地方,我又是一个穷人的孩子,在那里感受到的是一种质朴具体的生活,那么真实。以前没见过蜂窝煤炉子,没见过那种集市,我也没见过那样的农民、那样的树、那么臭的河滏阳河就在我们家后面,从邯郸那边流过来的水都是黑黢黢臭哄哄的。在东北,都是壮阔的大江大河,涓涓细流都特别清澈,冬季之外的季节非常美,像那种欧洲小城。衡水不是,满城都是煤灰渣子、浓郁的酒糟味。但这对我来说就是诗,因为它和我的生活紧密相连。我曾在那里和父母兄长一起生活,有交往的同学朋友老师,这些在记忆当中就是诗歌。

让我感到难过的,就是我们家住的房子后来都被拆了,变成了楼房。父亲退休去了石家庄我哥哥那里,户口也迁走了,拆迁时当地也就不能给他房子。我再回到衡水,几乎找不到原来住的那个地方。家,已经消失了

河被整饬,桥被改了,周围有感情记忆的东西都消失了。但是衡水在我记忆当中是活生生的,想起来就熠熠生辉。《一九七三》是王焕青纪念衡水的作品,他的家,曾在河东新桥边上。

王焕青说,现在的衡水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城市了,几十年的巨变令人感慨。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足,生活环境比从前好了很多倍。这是我们期待的生活。然而我记忆中的感情热度没有消退。如果一直生活在那里,当看到眼前日新月异的变化,感觉一定更好。

衡水在易容,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容貌,也许再过5年,衡水会比现在还要棒很多,与今天又会不同。生活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好,就像我现在不用再去抢小段的一个插图。但我不认为我的生活内容比那时候更好。因为精神生活是内在化的生活,改变是非常难的。人们总是希望遵循美德去生活,而对人来说,古老的美德是不朽的。

很久很久以前,

你在家乡的烛光里悄悄对我说,

我们要过值得过的生活。

你说天下人都温暖才是真正的春天,

于是你化作星火,点燃了寒冷岁月。

你说尊严地活着才是人类正确的模样,

于是你用牺牲把不平之地变成战场。

你在绝境里开辟道路,

在深渊的深处让希望闪闪发光。

我当然要和你同行,

你的旗帜上汇集了万千烈士的壮烈,

万千战士的力量。

你的诗意,让我激情飞扬,

我牢记了你的样子,永远不能忘。

王焕青说,这首歌代表了他的人生观努力追求过一种值得过的生活。我觉得人应该尊严地活着,不是卑躬屈膝的、胁肩谄笑的。实际上做到这是很难的,我们经常在用一种难看的样子生活。很多人活的方式、内容、形态,都是值得推敲和质疑的。在他看来,文化,是人能化意一切的那个根本的、内在的力量。我们活着,终究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模样。

艺术家在普通人眼中多少有些另类,但他首先是一个人,经历和时代的前行同步,思考与困惑与之息息相关。我们在王焕青身上看到的,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转折,还有被映射出的时代变迁过程中色彩斑斓的波光倒影。

采访手记

里的声音听不出年龄,记忆里高中同学也有类似的音质。曲折的跋涉之后将近中午,在有些刺目的夏日骄阳下见到了这个人,简单的T恤、牛仔裤,形容瘦削,发型随意。

或许,工作室是一个艺术家内心的部分呈现。相信大多数人到了王焕青这儿,都会感觉到一些不明所以:书架、古玩、音响、皮沙发、威士忌、缝纫机、暖气片上一排玩偶,主人座位后有条幅春风大雅能容物,秋水文章不染尘、辗转回归的油画《北方故事》(1990年),案几对着的是大尺寸画作《要有光》(2016年),再转过来,墙上是尚扬的巨幅油画《大斧劈》。脚下游走着几只精灵般美丽的猫咪,伸出手,小东西们警惕而倨傲地转身离去这个空间里中西杂陈,童趣天真与佶屈聱牙并列,暗含的秩序与线索若隐若现。交谈的过程中,王焕青表情严肃,言辞犀利,肢体语言简洁而果断。说起某个有趣的瞬间,他的笑声又带出了几分熊孩子的淘气。

近旁,王焕青的另一个工作室正在进行清理,准备布置成一个摄影棚,接下来要搭建绿幕,拍摄一部独立制作的数字电影《逆行的乌托邦》。那个缝纫机,就是为这部电影制作舞美服装特地新购置的。

时光仿佛一块巨大而无情的橡皮,轻而易举就把一个人曾经存在的痕迹,以极快的速度抹得干干净净,再也无从寻找。就像行走在沙漠之中,风沙随时都在把过客的足迹掩盖。幸好,这个自带光芒的人行进的道路有迹可循,过去某个定格的瞬间,已经留在了一些人的记忆里。

在现任衡水美协主席张玉生的印象中,当年在衡水群艺馆工作时的王焕青喜欢踢球,不修边幅,散淡得像一个世外之人,看上去寂寞而孤独(80年代的文艺范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)。他的画室几乎进不去人,满地油彩颜料。专心绘画、读书的时候,他特别不喜欢别人打扰自己单位里时不时的开会让他有点厌烦。然而,真正面对面接触交流起来,王焕青又显得亲切而诚挚,目光中似乎都有温度。

当我困惑于近些年来他画面上那些旁逸斜出的线条、扭曲纠结的造型和几乎令人窒息的黑色(这也太哥特了),甚至开始不着调地胡乱臆测王焕青是不是遭受过什么非人的折磨时,他的朋友、衡水学院的严超老师说,与同龄人相比,他还是相对顺利和幸运的。恢复高考后批走进大学,毕业不久成名,之后回母校教书、从事各类艺术活动,后来到北京进入高校教学一路算是比较风光了。他的情怀属于那种悲天悯人,有对时代、命运的反思,有对艺术探索的追求,还有一些哲学方面的思辨,是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,有很多超前的意识这些和个人境遇关系不大,但也不是那么轻松愉快,很难被人理解。然而,能看懂的人会非常着迷,特别喜欢。

因为有大量的阅读做基础,加上艺术家独到的思维方式和丰富内涵,王焕青众多的文本作品文采斐然,不自觉地就暗合了节拍与韵律,有着浓浓的诗意。我再用文字去描摹他,会显得很拙劣。好吧,就让他以人称的口吻讲述自己的故事吧。我的种种联想,就算是课堂笔记、旁白或者画外音。

(:water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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